王轶庶，70后，个子不高。在摄影展现场，他被要求站在一张被放大到和人等高的作品前，跟照片里的人合影。
他戴着墨镜，双手环抱胳膊。策展人姜纬站在一边看着他，笑着说：“你看起来像个混社会的人，我不和你站在一起。”他身后的照片里，是两个白发、寸头的小孩，她们戴着墨镜，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，神情凝重地站在玻璃窗前，像是《星际大战》里跑出来的演员。
这样的疏离感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。
你知道那就是日常，可在看到这些照片之前，你又似乎从来没对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发生过兴趣。
戴着粉色泳帽的胖女人，戴着佛帽的猴子，居民楼下的斑马，游泳池边的潜水员……
在他其中一张拍摄于大理的照片中，有个戴着红领巾、穿着校服制服的小男孩，他站在湖边，望着远方，湖里的树和树影连成一条线，像把镜子里外的世界连在了一起，仿佛塔可夫斯基的电影《伊万的童年》中的小男孩伊万走入了彩色世界。
大学毕业后，中文系出身的王轶庶，半推半就地进了报社。这以外的选择，是回甘肃老家做老师，“我不想过那样的人生，太没意思了”。他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更想摄影，于是想，干脆先做记者吧。这一做就是十几年。
从文字记者做到摄影记者，王轶庶在十几年里跑遍了中国的各个角落。他经历了许多重大新闻事件的现场，那些悲苦、阴郁、极端的场面和故事，成了他的“日常”。“我在采访现场哭过很多次”，王轶庶说，新闻给了他看世界、感受世界的通道，也给了他许多关于生活的信号，但这些越发印证着他一直以来对世界的判断——“一切都挺虚无的”。
“有一年采访小浪底水库，当时那个船在小浪底水库翻了死了60多个人。我们去看他们怎么捞那些尸体，但是捞不上来。底下是淤泥，岸上是他们的亲人，悲痛欲绝。武警们在忙碌，还有官员在安抚他们。他们在不远处那个水里躺着呢，好像离得很近，又离得……当然就是生死之别了嘛。”
新闻，包括新闻摄影在内，最重要的属性就是把事实说清楚，并总有明确的因果关系。可对王轶庶来说，站在小浪底这样的新闻现场，反而让他“出戏”了。这一个个生死场，时而现实，时而非现实，在这些人、事面前，“有图有真相”似乎变成了一句空话。
“我觉得这个‘真相’往往是有问题的，照片是在你连贯视觉停住的一刻，就像摄像机拍摄视频的一个暂停键一样，人为地中断了、截取了一块儿。”他说，“照片骗人才狠呢。”
所以，在王轶庶的照片里，你从来看不到任何所谓的“道理”。
你将从他的照片中获得种种线索，如同在观看一幅描述当下中国现状的拼图。你能看到官员、平民、城市、农村、市井、游客、宠物，但似乎又不能称之为“记录”——这些照片将许多瞬间和细节定格，带着强烈的个人风格，和来自个体认知的叙述逻辑。
什么样的逻辑呢？王轶庶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观众。他不提前设计，也不作事后阐述。他希望自己的照片中语义开放，就像他的摄影展的名字——“可能”——那样。
他觉得没有必要告诉观众拍摄的来龙去脉。在他的展览上，照片下面只标明了拍摄的年份和地点。
当他不去解释：“这张照片是在家门口拍的；那张拍于带着家人出门旅行的游轮，游轮上有着成百上千的中国人，他们赌博、搓麻将、跳广场舞，气温降到10度以下也仍然固执地要换上泳装。”
当他不在照片下标明：“我的侄子，今年将要参加高考”；也根本不像写新闻一样说出任何拍摄的前因后果——照片中的人物、景色、事件、结果的意义就都被模糊和重构了。
你可以对画面进行自由的理解和想象。刮胡刀可能是凶器，红色帘布下的小女孩也可能是通向仙境的爱丽丝。
“照片这件事儿，总体来讲我觉得是不太讲道理的。道理都对的照片大多数是干瘪无味的。”王轶庶在他最新出版的画册里，只写了一句前言；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，当要用文字去描述那些经历和拍摄时，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加以选择和忽略，避免任何判断和确定性。
他说自己在拍摄一个“说不清道不明的，闪一下让你看，不注意就溜过去了”的世界，而他手中的相机镜头就像一个放大镜，将那些常年被我们所忽略的细节和习以为常放大到令人惊奇、甚至荒诞的倍数，与我们正面相对。
文 / 苏拉
摄影图片由王轶庶提供，其他图文版权为“Lens·重逢岛”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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