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列克谢耶维奇（Svetlana Alexievich）在采访的时候，会问她的采访对象一个问题：什么是自由？年长的人认为自由跟社会责任有关，年轻人回答，则是爱情和旅行。
在68岁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看来，获得自由需要经过漫长的道路，“自由对我来说，就是能从心所欲。钱仅仅是保障这种自由的便利条件。”
这位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白俄罗斯纪实文学作家，用了数十年的时间，写下第二次世界大战、阿富汗战争、苏联解体、切尔诺贝利事故等重大事件，也记录了那些红色人类的“二手时间”。
这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第二次来到中国，她穿着暖色调衣服，喜欢喝中国绿茶。
第一次来中国那年，她41岁，两年后，苏联解体。在她的回忆中，告别旧时代意味着新天新地的到来，“我们全国上下正值热血沸腾之时，成立了各种组织，档案解密，人们在档案中找到了许多材料。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，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。那时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希望。”
“列宁是什么人？斯大林是什么人？他们已经过去了，超级生活在你面前展开：你可以看到整个世界，住上美丽的公寓，坐豪华车，吃尽美馔佳肴……” 跟她对话过的阿里莎，对那种期盼新生活的心情也记忆犹新。”
“可是幸福的人们都在哪儿呢？广播中曾经说，战争之后我们都会很幸福。我记得赫鲁晓夫也许愿说，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。戈尔巴乔夫也发誓给人们带来幸福，他说的很漂亮，有条有理。现在又是叶利钦发誓，说人民不幸福他去卧轨......我一生的好年华都是在等啊等。小时候就等待，长大了还等待，现在都老了......简单说吧，所有人都在撒谎，结果生活变得更糟了。等待加忍耐，又是等待加忍耐......等到我丈夫都死了。”
“苏联时期出生的人，还有那些所有来自那个地方的人，他们都有这个症状。他们的世界就是这么天真，他们也梦想做个好人......他们许诺过‘用铁腕把人民驱赶到幸福中去.....’，赶到人间天堂去......”
“他们无法摆脱伟大的历史，无法和那段历史告别，无法接受另一种幸福，不能像今天的人们这样，完全潜入和消失于个体生活中，把渺小看成巨大。”
……
而那些曾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神话下的人，认为自己的时间被偷走了，却没有人能为这种盗窃负责。
如何对那么多庞杂丰富的声音做出选择？“事件已经不需要我做取舍，时代已经告诉我该写什么。”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。
和讲述自己相比，她更喜欢采访别人。就像童年时候喜欢在乡村听女人之间的窃窃私语。
“不仅要听他们如何讲话，还要听他们如何沉默。”阿列克谢耶维奇说。为此她也耗费了巨大的时间，去记录这些“红色人类”的声音：从1985 年出版的，以女性视角看战争的《我是女兵，也是女人》开始，然后是讲孩子眼中战争的《我还是想你，妈妈》、记录阿富汗战争的《锌皮娃娃兵》，到《切尔诺贝利的悲鸣》，最后以《二手时间》结尾……她创作的“乌托邦之声”五部曲，也被誉为“红色人类的百科全书”，每一本书成稿的跨度五到十年，构成了一个说话和沉默的时间厚度。
有人说，“她的作品中没有角色，只有声音”，但或许应该说，每一种声音背后，都凝固着无数相类似的命运。
“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，已经不能用一个定式来概括。”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看来，人们有各自的生活，冲突和矛盾也一直存在。即便如此，阿列克谢耶维奇也不放弃发问的机会：“我们都想搞清楚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，过着怎样的生活，为什么这个世界还不完美，我们该怎样做人。”
人们会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？他们要表达的，也许只是自由和爱。
阿列克谢耶维奇眼中，一个普通人对自由与幸福的理解也是深沉的，但她也捕捉到了人们获得渴望已久的自由后的某种失措：获得自由之后，她以为民众会去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，为他们的过往忏悔，“然而他们只想好好生活。我们很难因此去指责民众，因为他们未曾过过好日子。他们去买新东西，买汽车，去休假，过去他们从未体验过这些。这也占据了他们的全部生活，耗去了他们的全部生命。”
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看来，自由，也应该和美紧密相连：“整个世界都崇尚美，也许是上帝创世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就是美。善会使人变美，世上的善事都很美。从哲学的观点看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”
她写的那些梦想破碎的声音里，爱也往往扮演了救赎，比如，一位叫玛格丽塔·K的女士在接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采访时说：“我活着一直有一个念头：我要爱……爱，我要再爱一次。否则我不可能活下来，不可能忍受至今。怎么能够呢？”
阿列克谢耶维奇年岁已高，当谈起爱、家人和生活这类话题，会触动她内心的柔软：“我有女儿和外孙女，她们的爱同样鼓舞着我，生活中有许多事情会激励我们，哪怕是早上喝着咖啡，望着窗外，这都会给人以希望。”
她正在构思两本书，一本是关于爱情的——男人和女人眼中的爱情，一本是写老人的书。
在她看来，“文明在不断地发展，人类的寿命也增长了近40岁，但人们对上天赐予的这40年寿命却没做认真的规划，没有考虑，该如何度过这天赐的40年，没有想过这40年的哲理。”有人把这段光阴用在了晚辈身上，去照看孙男娣女。但这是远远不够的，“我们亟需指导这个时代的生活哲学，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老人和时代的关系。”
不过，她还是会先从爱情写起，因为它很难写。“我们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爱，可要把爱情那种既复杂又重要的感觉讲清楚却是非常困难的。”
更详细的关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专访报道，将刊登在《视觉010：我不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了》
文 / 吴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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